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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事故工伤事故 → 职业病与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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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与司法救济
发表日期: 2015-05-19 17:47:14 阅读次数: 2170 查看权限: 普通信息

职业病与司法救济

——兼评王凤平镉所致人身损害赔偿案

 

职业病乃法律拟制的一种社会病,所以言此,更多的是就职业病的职业特性而言。但职业病毕竟是一种疾病,是患者身体机能被破坏被伤害的一种生理反应。

职业特性强调的是职业病的社会性,而疾病本质则落脚于职业病的自然性或曰生理性,职业病作为一种于疾病基础上强加的社会特性,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统一并存的,这个范围当然就是特定时期的法律制度,但离开了这种严格的制度边界,职业病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就必然发生矛盾。这一点点的矛盾统一规律,大约是从前中学生的哲学基础知识。现在的中学是否还会讲授这种哲学不得而知。但道理其实不言自喻。

职业病,首先当然是强调病,没有病害也就无所谓职业病,但职业病同时又绝对强调职业相关,没有职业接触史,哪怕症状相同,也不能诊断为职业病,比如危化品中毒等等,现有法定职业病目录中的病种,不敢说全部,至少有部分病种,是有可能在非职业相关的接触中产生的。这大概就是职业病诊断的法定专门化操作的现实基础。而职业病名录的法律拟制,这一完全程序上的附属性,反过来又加重了职业病自我否定的内在矛盾。

简单说来,诊断职业病得有三个基本条件:职业相关性、病理损害、法定名录。这三个条件中,职业病名录最简单明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基本不存在模糊处;病理损害也还不算复杂,有没有病,严不严重,现有技术大多能明确;但职业相关性却极难界定,这里面既有科学认识的局限性,也还涉及到逻辑关联的把握,所以,问题最多。

诊断职业病的三个基本条件,就好比桌子的三条腿,必须三条腿等高,桌面才能稳当,但在职业病诊断实践中,这三腿等高的机率其实并不高,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职业病诊断的大量纠纷,更何况,能够拿这种三腿等高模式来衡量的职业病害,其实已经是“幸运”的一小部分了,对于那些海量的职业受害者,因为病症的轻微,因为名录的有限,或者仅仅因为职业史的无法明确,甚至连诊断的门槛都进不了。

限于篇幅,对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进入职业病诊断视野的职业病害,本文暂且不去细究,这并非没有讨论的价值,恰恰相反,有如此众多的受害者连诊断的门槛都进不了,仅此足以说明现有的职业病诊断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但这是职业病法治观察的其他内容,本文暂且略过。

本文特别关注的,乃是这样一种职业病害,他们有着足够明显的职业危害接触史,也有着惊人的病害症状,但饶是如此,他们却依然无法进入职业病保障范围,因为,他们连职业病都没能诊断上。此时,他们的权利伤害如何获得救济?

广东惠州超霸电池有限公司女工程师王凤平有着近十年的维权经历,其遭遇大概可以看出此类患者的维权悖难。(王凤平的完整维权经历可参见本博文章:《职业病人维权记录之五》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106ec50101akvf.html

王凤平1995年以完全健康之身入职超霸公司,到2004年被查出尿镉超标,其间整整有长达九年的镉接触史,但直到2012年,在其症状明显,双肾萎缩尿镉奇高,同单位曝出数百镉中毒患者且其本人亦经多次专业医师诊断为职业镉中毒的情形下,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依然拒绝对其作出职业病的诊断结论。没有职业病诊断证明,意味着无法认定为工伤,也就等于断绝了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门路。无奈之下,王凤平选择了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而为了堵住法院可能的管辖借口,王凤平还特意借道劳动仲裁,在劳动仲裁决定不予受理之后,王凤平才顺而起诉。

问题首先在诉讼立案阶段就显露出来。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坚持认为,你王凤平的病害明显是由于职业接触镉引起的,因此你就只能立工伤案由,或者说我立案庭就只能给你立上工伤待遇纠纷这一案由。王凤平说我这身病享受不了工伤待遇,它暂时还不是职业病,我现在只能打人身损害赔偿官司,你就给我立人身损害赔偿案由吧。立案庭不允。立案庭坚持立为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到开庭审理,审判庭说,你得明确案由,我才能往下审理,两种案由各有审判规则。王凤平说我现在是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审判庭于是让王凤平找立案庭变更案由,立案庭拒绝,审判庭也不想替王凤平决定。最后,还是通过找法院领导交涉,最终确定为人身损害赔偿诉讼。

经过审理,几经庭后沟通交涉,惠城区人民法院终于作出(2012)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780号民事裁定,以王凤平所受伤害乃工作所致,应循工伤待遇纠纷另行解决,裁决驳回王凤平起诉。

法院不是驳回王凤平诉讼请求,而是决绝地彻底地驳回起诉,等于是从程序上将王凤平赶到了工伤劳动争议那边。

这样一来,如果一审裁定生效,或者即使上诉而终于维持原裁定,就等于是将王凤平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往回走继续寻求工伤救济吧,职业病诊断这一关已然闭锁,终局鉴定已确定不是职业病,不是职业病就认定不了工伤,认定不了工伤当然无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回不去,死路一条;往前走吧,法院裁定确定你所主张的镉伤害乃职业所得,职业伤害就只能走工伤救济途径,人身损害这一条路是不给你走下去的,还是死路一条。

进退两绝,职业伤害如王凤平等,还有维权出路吗?

不妨先就看看3780号裁定本身。该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的规定,认为王凤平要主张职业接触镉导致人身损害进而要求赔偿,就应当走工伤救济途径。然而遍阅该两规定,均不存在非此即彼的表述,没有出现无民事赔偿而只限工伤待遇这样的规定。而在《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九条和《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等规定中,职业病人是有权主张民事赔偿的。也就是说,工伤待遇与民事赔偿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其一或者二选,并不冲突,亦非非此即彼,更不可能是只认工伤而排除民事赔偿。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过往对职业病人赔偿案件中就多次明确于同一判决中同时支持工伤待遇与民事赔偿,且相关终审判决还获得了省高院的再审裁定支持确认。

在职业病省级鉴定为终局鉴定的现行制度背景下,王凤平的职业病诊断鉴定已断无法律救济可能,此时,其身体伤害依然,职业接触确凿,工伤救济断路,民事赔偿无望,试问她王凤平还有何出路可走?  

或许有人会说,不对,你还可以投诉信访,如果找出鉴定专家存在违规情形,也可以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甚至可以籍此推翻原鉴定结论。但要知道,且不说这样的机率微乎其微,就算有幸觅得,此种方法终究不是法定的常规的救济途径,而如果将救济的希望寄托在缥缈的违法前提和行政系统内部的纠错程序中,这本身就背离了权利救济法定化的法治初衷。

法治社会,有权利受伤害,就一定得有途径可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否则,存在问题的就不是当事人,而一定是制度本身。现在,王凤平们被逼到了这样一个无法救济的权利黑洞中,谁能搭把手拉一拉这些本已被病痛严重摧残的职业伤害者?

制度的障碍当然需要制度来解决。而反观王凤平案本身,所幸出路其实还有,虽然前途并不乐观。

首先是法院应当依法对王凤平人身损害赔偿进行实体审理,其中必然会涉及到职业镉接触与其病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职业病诊断虽然未能确认二者关系,但这并没有排除法院对此单独作出司法鉴定,或者至少,司法鉴定可以先行明确王凤平现有症状与其体内现存镉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至于其体内镉的来源,可以另行处理,由当事双方举证证明。镉伤害一俟确立,镉来源本不难证明,而职业伤害则就此成立。

剩下的问题,难不在于民事赔偿的过错责任之确定,而是原有职业病鉴定结论的存续。司法鉴定有法可依,法院也有足够的权力去做独立的因果关系判定。但问题是,当司法权遭遇行政权甚至准行政权,其谁为主?

所以问题的根子还在于现行职业病诊断制度的不合理,终局鉴定对于纯技术的工作或许适用,但在现行执业环境下,职业病诊断鉴定极易受到行政干预,也缺少对用人单位等其他利害冲突方不良干扰的有效监督,并不纯粹的职业病诊断鉴定却偏要追求绝对的自我封闭式肯定,而一味排斥司法监督,其带来的后果,首当其冲地自然是患者。

从王凤平的维权来看,适时建立职业病诊断鉴定的司法审查机制,不仅可以真正实现对于患者的社会关爱,让遭受职业伤害的劳动者及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障的资格,也能解脱职业受害者寻求司法救济时司法权威的两难尴尬,让职业病诊断这类因医学技术引致的专业争议在混入其他法律争议之前先行被审查被厘清,还能净化职业病诊断不太清明的台前幕后,涤去行政职权与资本利益的错位干预,还职业病诊断的技术权威,而最终的注解,则是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

职业病的诊断与保障,引入司法审查,确立司法救济,势在必行。(20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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